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了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

[12]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参与试点项目的所有法官都对调查作出回应，因此记录诉讼程序的法官人数与完成调查问卷的参与人数并不一致。法院工作人员的视频录像经验 根据不同法院，试点法院的工作人员参与试点项目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2001年各州法院已经全部允许对庭审直播录播，但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仍然禁止庭审直播转播。少数律师表示不会参与，包括2%的有庭审录像经验的律师和3%的没有庭审录像经验的律师。还有一些观众对观看某些特定案件感兴趣（45人，占17%）或者对观看特定的人感兴趣（23人，占9%）。分散证人注意力（36人，占34％）。在另外两种情况下，律师评论显示，他们或其当事人在作出同意录像决定时感受到的压力并非来自法官，或者至少不完全来自法官。

我们无法从调查中确定法官对无意见答复到底持什么态度。该法院的一位法官挑选出一些自认为事关公众利益的案件和诉讼。《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是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二是如何有效防止各类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破坏法治的实施，并通过法治维持大一统君主国的运行。社会共同体的自由与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自由不可能是纯粹个人主义式的，只能是一种处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自治型法治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是为经济权力张目。金字塔是可以生长的，因为通过道德教化和刚性法治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

事实上，自治型法治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实际上是为市场经济中的强者服务。财产权更多时候直接保护了拥有物质财富的强者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更多的财富。

4.《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德性党和先进党在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时只能按照全体人民的意志来立法而非按照德性党和先进党的意志来立法。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中央是实际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是这种普遍性法律所实现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价值，是少数人的价值。

有些人加入时符合共产党员的德性要求但后来变质了。如何保证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党，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问题。历史学家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在二值逻辑之下，所有的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要么善要么恶。

社会主义法治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可谓说出了消极自由权的核心。

有些人在加入共产党时思想和能力可能都达不到要求，但通过伪装或欺骗加入了共产党。8.宋功德：《党规之治》，法律出版社，2015年。

然而，执政党的定位大大降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的定位。是政治决定法治，而不是法治决定政治。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宪法、党章和党规范围内活动，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保证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肆意侵犯社会群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用资本主义自治型法治来规范党的领导就会得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立法之后必须在法律之内活动，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及其党中央又不可能在国家法律之内活动。我们认为，治未病之病的医生和治已病之病的医生之间并不存在贵贱之分，而只存在先后之分。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为了共同追求的价值去行动。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为管理型法治提供了智识资源。在党导立宪制设计下，宪法正文中专门一章肯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对共产党的领导权给予具体的规范，这部分规范就是最基本的党导法规，宪法中还有最基本的国法。

习近平将变革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需要突破二值逻辑接受多值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基于多值逻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更符合现实，才会更加有效。

法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法治是实现个人自由、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工具。党中央以下的各级党组织所确立的党内法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的法律之下，但各级党组织所立的党内法规在本级人大及常委会所立的地方性法规之上。

因为社会主义法治不仅仅有保底线遏制恶的功能，而且有扬善和引导人民在变革时代进步的功能。资本主义制度倡导管得越少的政府是好政府，政府仅仅是一个保护性机构，其核心功能是提供保持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框架，使公民能够按照自认为最好的设想安排其生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由于共产党是德性党和先进党，对党员的要求应该高于对公民的要求，所以党规严于国法。

多元利益集团、多头主义或自由主义社会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法律秩序，同时这种自治型法治也为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保障。不同级别的干部遵守的党规国法不同，级别越高的干部遵守的党规国法越严越多。

7.柯华庆：《党导民主制：正当性与价值》，载于《学术界》2017年第5期。当今时代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

因为自治型法治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法治，有几百年历史，比较成熟。两年之后，习近平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未能走上法治的道路可能与共产党对自身的德性定位有关，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党是不需要法律来规范的。姜义华认为西方多元主义下产生的法治是博弈型法治，中国自秦汉至辛亥革命之间的一元主义下的法治是管理型法治，没有优劣之分。宪法有三个功能：首要功能是确立政权的正当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应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在一元的国法体系中，各种法律的效力等级是清晰的。

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仅仅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就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制定党内法规，也没有必要将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道德教化在先，法律惩罚在后，教化与惩戒并用：德弘理想，法治底线。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建构以宪法为统帅、党章为核心，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由金字塔式的领导-管理法律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与否在于领导党，在于关键少数。